1919年1月26日，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三场特殊的足球赛，参赛队伍是三支日本学生队和一支由德国战俘组成的临时队。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德国于1914年在青岛战役中向日军投降，4715名德国战俘被押送到日本。为了向西方国家证明日本的现代化，日本人进行了一系列形象工程，包括组织战俘郊游、打台球、踢足球等。

这些德国战俘虽然战斗力一般，但足球技战术水平极高，三场比赛分别以0：5、0：8、0：6战胜了日本队。广岛师范学校的队长深受震撼，每周日都带队到战俘营学习德国足球，从此奠定了日德两国在足球上的不解之缘。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随着1964年奥运会在日本举办，足球水平低下成为日本官方的一大担忧。为了在本土奥运会上一展雄威，日本足协再次想到了二战时的盟友。

奠定基础

“虽然德国人的发际线已经明显后退，但他们挺直的腰板和敏锐的眼神令人印象深刻。”[1]

这是日本人见到“日本现代足球之父”克莱默教练的第一印象。

中间穿夹克的男人是

作为二战士兵和足球运动员，克拉默的职业生涯并不算很成功。因膝伤早早退役后，克拉默跟随德国国家队主教练赫尔贝格踏上教练生涯。在接到日本足协的邀请后，赫尔贝格决定派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全权负责对日事宜。

克莱默刚来日本的时候，日本足球正处于严重的断层时期，许多国家队球员在战争中牺牲，国家队训练场上仍使用红土场地，更为落后的是日本人对足球的理解，克莱默几乎教会了日本国家队球员盘带、头球、凌空抽射等技术动作。

1964年10月，在细雨蒙蒙的驹泽竞技场，日本队开始了奥运征程。面对下半场2:1领先的阿根廷队，日本队在第36分钟扳平比分，釜本左路传中，后来担任日本足协主席的川渕三郎在门前鱼跃头球破门。

这样的头球技术来自于克莱默的慷慨传授。

1960 年，克莱默指导川渊三郎头球

1分钟后，川渕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但队友跟进射门得分，日本队以3：2战胜南美头号强队阿根廷队，挺进8强，实现了赛前设定的目标。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日本在与尼日利亚、巴西、西班牙同分的死亡之组一胜二平，成功出线，并在1/4决赛中淘汰法国，虽然在半决赛中不敌红色匈牙利国家队，但三四名决赛中日本以2:0战胜东道主墨西哥，历史性地夺得铜牌。

作为现代日本足球的先驱者JRS直播，克莱默深知这枚铜牌的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日本足球从青训梯队到职业联赛的体系建设尚属空白。

在克莱默的推动下，日本足球联赛其实早在1965年就正式成立，仅比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晚了两年。但日本的问题是只有联赛，没有职业化。当时的日本足球联赛还只是大公司内部足球队组成的业余联赛，相当于东芝、索尼、NEC等公司的队建制、社团组织，其竞争力可想而知。

而另一方面，这些进入日本企业资历序列的专职球员，主要目的就是全力配合通过足球比赛进行企业形象的宣传和建设，而不对球迷和地方荣誉负责，指望这样的球员踢出风格和水平，显然是痴心妄想。

现代足球之所以诞生在英国，关键在于足球的产业化，也就是让足球从一项运动变成了一项产业。

1885年，英国法律体系承认球员的职业地位，球队成为商业组织。如今，比赛日收入（主要是门票收入）是许多球队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球员薪水和球队收入开始与比赛质量挂钩，英国联赛的质量和技术战术水平迅速提高。

后发国家足球体制改革日后也证明，相比旱涝保收的体制，职业化更能迅速调动球员的积极性。1994年，中国足球体制改革，次年北京国安队在大赛中先后战胜阿森纳、桑普多利亚，并在90分钟内逼平了上一年的欧冠冠军AC米兰。著名足球评论员张璐感慨道：

“他们即使在意甲踢球也不会这么累，呵呵[6]。”

日本职业足球起步并不比中国早多少。1985年世界杯预选赛，以“企业联赛”体制组建的日本队在一场关键比赛中不敌老对手韩国队。1987年又在主场败给中国队，无缘奥运会。危机倒逼改革，日本达成共识：要救日本足球，必须推进职业化。

1988年，失意的日本足球迎来了职业化改革的舵手——川渊三郎。

改革

对于企业足球来说，一个充满激情的领导团队和企业本身良好的商业背景都是必不可少的，广州队的老板一定深深认同这一点。

作为企业足球体制的亲历者，川渕三郎曾经效力于古河工业足球队，但随着高层变动、古河利润下滑，古河足球队被迫全年停赛。

川渊三郎和克莱默，1993

1990年3月，经过数十次会议，川渕三郎力排众议，公布了加入职业联赛的“七大条件”。其中，球队的“法人”和“基地”成为关键词。“法人”意味着球队必须独立于公司而存在，“基地”则意在为新球队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为一家扎根于地区的现代化职业俱乐部。

但川渕三郎提出的“七个条件”门槛太高，当年的会议上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川渕站起来即兴发言：

“那些总是说时机不对的人，即使过了 100 年，他们仍然会说时机不对。那些说没有成功先例的人，即使过了 200 年，他们仍然会说没有成功先例。”

1991年2月，“J联赛创始十队”诞生。1991年7月1日，日本职业足球联赛正式公布正式名称及标志，昵称定为“J联赛”。J联赛在对比了德、英、意三国联赛规则全译后，决定以德甲联赛为范本制定联赛规则。德国再次成为日本人的老师。

1993年5月15日，东京国立竞技场人潮涌动。前一天还下过雨的晴空，显得格外晴朗。当晚7点，J联赛开幕式拉开帷幕。开幕式虽然还处于泡沫经济的余波中，但晚会的审美基调依然欢快。日本足球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济科、邓加、莱因克尔等巨星的参与，使得J联赛在初期就获得了球迷群体的巨大成功，球队的商业化进程顺利推进；巨星的言传身教，也对本土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职业素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些顶层设计成果正逐渐显现：J联赛开始前，日本境内没有一座专门的足球场。J联赛开始30年后，日本已建成20余座可容纳1万人以上的专业足球场。

川渊三郎的另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是在职业梯队“双轨制”与日本原有校园足球体系基础上，强化青训体系，进一步优化球员培养选拔体系和成长路径。

在本届世界杯上为日本队攻入第二球的浅野琢磨，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一直都在学习和踢足球。在高中足球锦标赛上大放异彩后，他被球探看中，并加入了职业俱乐部。

另一位“名古屋奇迹”相马由希，自幼在职业俱乐部训练，但18岁时失意回校参加高考，没想到他大器晚成，高三时便显露出足球天赋，入选日本国家队。

这种多层次的选拔体系，不仅为足球人才提供了职业道路，也为那些踢得不好的球员提供了出路——可以回到学校，然后出去工作。

所谓职业化，本质上就是让足球俱乐部通过商业手段自创收入，让球员们靠踢球养活自己，这样既能扩大球员规模，又能在高强度的比赛中选拔出最优秀的球员。

1993年世界杯预选赛，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日本队第一次遭遇大考验，结果在最后一轮2：1领先伊拉克的情况下，日本队依然大举进攻，被伊拉克通过快速反击扳平比分，这被日本足球史上称为“多哈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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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98年，法国队在本土世界杯上大获成功，而日本队首次征战世界杯却未能实现“一胜一负一平”的目标，以三连败结束了首战。当时还在日职联赛执教的温格指出：“日本足球的水平肯定不低，但胜利才是最重要的[1]。”

4年后，作为韩日世界杯东道主的日本，趁机将法国作为主教练，几乎完全吸收了法国的青训体系，为了参加2002年的世界杯，日本直接请来了法国主教练特鲁西埃。

这位法国人后来执教深圳队，独特的李毅皇帝在此期间非常崇拜他的执教理念。

球员个性是特鲁西埃重视日本队的核心，在他看来，胜利是60%战术、30%个性、10%运气，而日本球员最缺乏的是自我认知，在他的指挥下，球员不准使用敬语。

2000年黎巴嫩亚洲杯前，特鲁西埃把日本球员全部赶出了酒店，让他们尽情享受阳光、海风、美女。

特鲁西埃执教期间，日本球员的平均水平是“”

2002年6月的世界杯小组赛，特鲁西埃率领的日本队先是2：2逼平比利时，随后又以1：0和2：0战胜俄罗斯和突尼斯，顺利晋级。虽然在淘汰赛中不敌土耳其，但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日本队还是闯入了16强。时至今日，日本队依然在16强徘徊。

为了寻求突破，日本队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尝试了5位外籍教练，然而在这期间表现更为亮眼的却是本土教练。

后来效力杭州绿城的冈田武史在2010年世界杯上，以强调无节制的跑动带领日本队闯入16强，但在点球大战中输给了巴拉圭队。2018年，西野彰再次以攻势足球带领球队闯入16强。如果不是比利时队最后时刻的进球，日本距离成为传奇仅一步之遥。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足球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可以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但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寻找并实践自己的道路。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后，日本足协锁定森保一夫为下一任主教练，这不仅是对这位日职冠军教练的认可，更是足协反思俄罗斯世界杯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日本队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落败，就是因为防守出现漏洞，而森保一夫以擅长调教防守著称。

日本足协慷慨地给了森保四年的准备时间，还将国奥队交给了他。在任职初期，森保甚至将考察范围延伸到了大学联赛。如今效力于英超布莱顿队的三郷真薰，就是在大学联赛中被森保发现的。

战术方面，森保的执教风格是在稳固的防守中寻找致命机会，尽量将每个球员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比如堂安律擅长传球后向前跑动，森保在世界杯上也发挥了他的特点。世界杯上对德国和西班牙的两场胜利，都是堂安律打进的，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在克莱默来到日本通过技术帮助扶贫的 60 年后，日本人在世界杯上以 2:1 战胜了昔日的恩师。虽然他们还没有突破世界杯八强的天花板，但正如森保一郎在 1/8 决赛后所说：

“如果你总想看看山那边的风景，我想你一定会翻过这座山。”

超过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拥有雄厚的足球人才基础，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足球人口。

足球人口一般是指在国家足协注册的各级足球运动员人数，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各国数据往往有出入，日本足球人口大约在30万至100万之间，韩国在30万至50万之间，薄弱的泰国也有20万左右的足球人口。

中国足协并不公开记录注册球员的数量。今年4月，国脚杨旭在直播中表示：“中国足球注册球员只有8000人左右，而日本有50万，越南有5万，就连总人口这么少的冰岛，也有2万注册球员。”

职业足球本质上是市场环境下残酷的选拔过程。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足球强国，各级联赛一线队和梯队球员总数往往超过15000人。但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的往往只是顶级联赛中几十名一线队球员。

对于国家队来说，如果要选拔出26名可以进世界杯的球员，需要1000人以上的顶级联赛，10000人以上的次级联赛，10万以上的足球人口。需要做的不是增加金字塔顶端的高度，而是增加金字塔底部的厚度。

相对于成绩和荣誉，足球首先是一个产业，它的发展规律与其他产业并无太大区别。

它的繁荣有赖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的造血模式、足够庞大且成熟的消费群体、系统化的参与者成长与退出机制。显然，无论哪一点，中国足球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踏上足球职业化道路，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1992年6月23日，洪山口会议拉开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序幕，在这场近乎“休克疗法”的改革中，运动队训练模式退出历史舞台，但中国足球却未能构建起新的造血模式。

2002年，中国队凭借着运动队模式的余晖，与日本队一起踏上了韩日世界杯的征程。同是世界杯，这是日本队挺进世界杯16强的起点，但也是中国足球此后再也没有到达过的高度。